生育焦虑会普遍存在，而生育焦虑其实很大程度是教育焦虑引起的

2022年国家教育宏观政策论坛年会上，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教授认为——

世界人口会持续增长，但中国人口会逐步下降。即使生育政策不断调整，年轻人生育意愿也不高，生育焦虑会普遍存在，而生育焦虑其实很大程度是教育焦虑引起的。所以，缓解全社会的教育焦虑，成为回应生育焦虑的关键。

 

★人口的重要性

2016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，今年我国全面放开三胎，但我国出生人口仍然逐年下降。全国总人口濒临负增长的警戒线。

我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，得益于“人口红利”，成为世界DGP第二国家，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。

所谓“人口红利”，最通俗的解释就是——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多，保证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；少儿抚养率低；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最高点，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、抚养负担（少儿和老人）轻、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“黄金时期”。

如果出生人口持续减少，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，全面适龄劳动人口自然也会大幅降低，“人口红利”就会逐步消失，不利于经济发展。

 

★生育焦虑的根源

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教授认为年轻人不生，是因为“生育焦虑”。

“焦虑”是一种心理状态，人的心理状态决定人的行为做法，由于心理焦虑，所以导致不生。在生育上，到底焦虑什么呢？主要是指“生不起、不敢生、不想生”。

“生不起”——生育成本太高，难以承受，即抚养问题；

“不敢生”——生育后续所涉及的问题，已经大大超出生育本身，即社会问题；

“不想生”——主观上，没有生育的意愿，即思想问题。

丁教授说生育焦虑主要由教育焦虑引起。所谓“教育焦虑”不外乎就是指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过高，而引起的心理焦虑。客观分析会发现，生育问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，最主要的包括抚养问题、社会问题、思想问题。而教育投入只是生育成本的一部分，属于抚养问题。所以，如果将生育问题全部归结于教育，有失偏颇。

比如去年的“双减”政策，其核心目的就是通过减轻教育负担，以减轻家庭负担，促进生育。但，如果只是减轻教育负担，而忽略其他方面（诸如：住房、女性就业权益、医疗保障、社会竞争、女权思想兴起、就业压力、过度防疫）的改革、完善、引导，则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

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而言，“教育”属于上层建筑，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。避开经济基础，谈教育问题造成生育现象，是典型的避重就轻，本末倒置了。

 

★“人口红利”不可持续

人口发展是有规律的，一个国家的“人口红利”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，这只是人口变迁过程、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——

即当经济处于发展期时，人口出生率较高，适龄劳动人口不断增加，老龄化趋势仍不明显，“人口红利”的优势又助推经济发展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，死亡率明显下降，老年龄速度提高，各种因为经济飞速增涨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凸显，独立、自由、平权思想的流行，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，适龄劳动人口开始减少，“人口红利”的黄金期就渐行渐远了。“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”向“生之者寡，食之者众”转变。

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所谓生育焦虑其实是国家所焦虑的，是一种宏观焦虑。它从来不是老百姓关注的重点，老百姓更加上心的是生活焦虑——首先解决生存问题，再希望在有生存保障的基础上，不断提高自我的生活质量。

这就会产生一种认知错位，即国家关注的点与百姓关注的点是不一致的。于是，当基于关注的点，国家所产生的各类政策、措施、方案，可能老百姓并不买帐。

比如：抗疫三年，为什么2020年时，我们能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服从于国家的防疫政策，并充满自豪感，是因为那时老百姓所关注的点与国家所关注的点是一致的，生命健康放在首位；从2021年底开始到现在，为什么同样的防疫政策，同样的防疫宣传，同样的疫情大环境，却难以获得老百姓的认可和支持，关键就在于，老百姓关注的点已经转到了顽强生存、正常生活上，而国家关注的点没有改变。

比如：放开二胎三胎政策之所以难以达到效果，就是因为老百姓觉得生孩子会降低自我的生活质量。我们国家的资源还远远没有达到过剩的程度，甚至毫不夸张地说，5%的人掌握着90%以上的财富资源，你让95%的人陪着那5%的人一起生孩子玩？

 

其实，国家从宏观角度思考，老百姓从个人角度思考，本身是肯定会有差距，但如果国家代表的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，能更多的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，那么这种差距是能极大弥补的。

国家提出的“共同富裕”就足以证明这一点。当老百姓解决了生存问题，并且很好的生活，拥有较高的幸福感时，生育焦虑就会迎刃而解了。

没有了“人口红利”，不必追，因为我们可以通过“人才红利”让我们的经济继续向前。